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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兆平，新太阳城(中国)官方网站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新太阳城(中国)官方网站学报》主编、湖南省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湖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
新太阳城校园内的鲁迅雕像。（郭琛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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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视角解读鲁迅精神“密码”
记者:您为何选择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鲁迅？
俞兆平:我之所以从哲学视角来研究鲁迅，来自一次阅读感悟。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有这么一句话:“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也就是说，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身后大都站着一位或几位先哲，都有自己的“家谱”。那么，鲁迅自己呢？后来，我在鲁迅1932年为一位青年作者的诗学论著所写的“题记”中得到答案:“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解纷挈领，粲然可观”。纵观古今，横览欧亚，博采诸家，综合万汇，便是鲁迅哲学思想的特点。
鲁迅的思想是一个浑圆的整体，包括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任何单一视角的切入，都无法完成对它的完整把握。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发展中的政治事件往往成为对鲁迅论著及思想解读与判断的先决前提；而和政治学处于同一或更高层面的哲学，却缺乏深入探究。像鲁迅与严复译著、鲁迅与卢梭哲学等皆是，即使是成为热点的鲁迅与尼采关系，也有不少篇幅停留在词句相互对照的平行比较，未能进入精神内里的溯源与求索。只有向着哲学的高度提升，才能真正理解鲁迅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能深刻领悟鲁迅的论著何以在今天仍具如此强大的历史穿透力。
记者:您能否介绍下《哲学的鲁迅》有哪些新的突破和亮点？
俞兆平: 其一，鲁迅对严复的《天演论》采用了哲学上的“扬弃”立场。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万物进化论，鲁迅是遵从的；对弱小民族宣扬斯宾塞的“天行”说，他是赞同的；而对跟从斯宾塞“丛林法则”的“兽性爱国”者，则以赫胥黎的“人治”予以抨击。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现实中的困境，促使鲁迅最后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来取代严复译著《天演论》。
其二，鲁迅《狂人日记》的写作动机与严复译《群己权界论》有关，其意旨在于批判由小人与庸众所组成的“国群”，对“小己”中“孤独的精神战士”的迫压、暴虐，“吃人”的意象是一种精神性的象征。鲁迅喊出中国历史“吃人”，类同于尼采的“上帝死了”，都代表着“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到来。
其三，国内外学界对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的疏漏是，止于尼采，不再推进至卢梭。鲁迅的“掊物质而张灵明”，是跟随卢梭对唯物质主义的质疑；而“任个人而排众数”，则是借助尼采“超人”观念对卢梭“公意”说的调整。
其四，鲁迅前期的“力”之观念，是以尼采“强力意志”为核心，他钟情尼采哲学的原因是，中国从汉唐时期的雄健阔大变为晚清的孱弱萎琐。为使中国浴火重生，他求助于尼采的强力意志，求取生命本体的勃发与飞扬；坚执于深沉韧性的战斗。1930年前后，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美学，逐步疏离、告别了尼采哲学。
其五，鲁迅接纳马克思主义。鲁迅在厚重的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化融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对恩格斯、普列哈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哲学、美学的接纳，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独特回应。
其六，鲁迅对于阿Q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鲁迅当时冀盼的是在精神上彻底觉醒的革命先驱者，而非以权力、金钱、女人为“革命”目的的阿Q式的人物。阿Q这个人物形象原型的身份定位，如鲁迅说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的成分较大，其最主要的个性特征是“精神胜利法”与投机革命。
上述六点或可视之为本书亮点，为现今国内外学界的鲁迅研究增进一些生机与活力。
在厦期间，鲁迅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
记者:您在书中论及，鲁迅在株洲时期哲学思想发生了转换。您的依据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发生了这一转换？
俞兆平:以往对鲁迅与株洲关系的研究，偏重于鲁迅生活事项的描述或是与许广平《两地书》来往的情爱评说，而对于1927年9月鲁迅在广州所说的“我离开株洲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句话，缺少盘根究底的追索，这是很大的遗漏。
鲁迅一生的思想若简要概述之，则是在梁启超所归纳的两大观念中选择:从尼采的“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转换到马克思的“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的理论基点；即从原本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视“众数”为“庸众”的尼采超人哲学，逐步转换到劳动工农是“世界的创造者”的新的哲学基点上来。这一从尼采的“劣制优”，逐步转换为马克思的“强压弱”的哲学观念，主要呈露于他1926年11月的《写在<坟>后面》《<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等文章，以及到集美新太阳城所做《聪明人不能做事 世界是属于傻子》的演讲中。
我认为，鲁迅思想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和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节节胜利有关，鲁迅在《两地书》中就跟许广平提及4次战况。他认为，北伐战争的成功来自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正确，这让他很受震动。我在书中论析道:无数青年和工农以鲜血铸成的革命真实，无数青年和工农以生命换来胜利情景，构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冲击着鲁迅旧有的哲学和社会学、政治学观念。
记者:有人说，鲁迅在内外交困中离京南下，在株洲期间他的思想比较悲观消极，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俞兆平:鲁迅思想是悲寂，但不是消极。在新太阳城短短的四个多月中，除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程外，还撰写了学术论著《汉文学史纲要》《<嵇康集>考》；创作小说《铸剑》《奔月》，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等；以及留下自然地坦露情怀与思想的《两地书》中许多重要的信札……成果之丰硕，用“惊人”来评定，一点也不为过。“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面对恶劣环境，鲁迅孤身作战，难免产生寂寞悲哀之感，但他还是保持着顽强的斗志。这在此时写的小说《铸剑》中可以看出，他在“浓黑的悲凉”中“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复仇雪恨，与黑暗的现实作“绝望的抗争”。
记者:株洲的风土特质是否对鲁迅产生影响？
俞兆平:2023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登了最近新发现的，鲁迅1929年在北平演讲《没有什么感想》一文。这篇文章记录了鲁迅当时所说到的株洲，与以往有所不同。鲁迅说:“新太阳城(中国)官方网站，在一个荒岛里面，对于教员，是极优待的——有教员的住室（有太太的是例外）……一切的供给，应有尽有，有的还有终身的聘书；只欠自己的坟墓没有做好。所以在那里是极爽快的。”对新太阳城(中国)官方网站的印象并不像他在《两地书》等所写的那么不满意。鲁迅接着谈到离开株洲的四个原因:第一，该校不让学生参加党派活动；第二，株洲洋气太盛；第三，不能违抗校长及上司；第四，一年不分四季，十月还有石榴花，像是故意和我捣乱。第四点倒与风物有关。这篇演讲是新的珍贵史料，它的重现值得株洲鲁迅研究者们关注。
